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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一次是由安徽省委《六条》的产生引起的。1977年11月下旬,中共中央49号文件下达后,万里召开安徽省农村工作会议,根据本省农村实际,制定出《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》(简称《六条》)。《六条》强调的尊重生产队自主权、允许并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、种好自留地等内容,与49号文件强调的“穷过渡”、“大概分”,明显不相符合。“六条”的新规定,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,但也激起了持“两个凡是”观点的人,特别是当时中央主管农业一些领导人的不满和反对。有的人认为安徽在搞“资本主义”,方向路线有问题;有人说,安徽落实农村经济政策,是“好行小惠,言不及义”,调动的是资产阶级的积极性,丢掉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。于是,他们指使一些人针对安徽进行批判。1978年5月13日,《人民日报》一版发表了一篇长达6000多字的文章——《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》,署名“驻大寨联合报道组”。文章说:“大寨人从来不笼统地讲调动积极性,而是讲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。大寨人牢记党的基本路线,他们认为:‘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,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’。资本主义歪风的存在,对一部分思想落后的农民是有诱惑力的,而对许多想真正干社会主义的老实农民又是个打击;领导态度不明朗,群众思想就会乱,资本主义歪风就会越刮越厉害,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受破坏。”